
毛主席对待国民党将领的态度,历史上极为少见。他提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政策——如果这些将领能够洗心革面、悔过自新,便会给予他们特赦。1959年,毛主席决定以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为契机,特赦一批经过改造的罪犯。然而,在这一批获得特赦的国民党将领中,并没有廖耀湘的名字。 与其他一些将领的表现相比,廖耀湘的改造态度较为平淡,既不积极也不落后。自从被俘后,廖耀湘始终抱持着一种自命不凡的态度,不愿承认自己的失败。他常常以“不是我不好,是上面的领导摇摆不定,错失了战机”为理由,试图为自己的失败辩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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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,这种态度并没有让他在管理所的生活变得轻松。东北的战犯管理所秩序极其严格,连上厕所这样的小事,也需要向哨兵报告,明确说明是大便还是小便,得到了许可才能去。廖耀湘患有前列腺炎,小便困难,尤其在被看管的情况下,他更是难以解决。更让他感到痛苦的是,东北的冬天严寒刺骨,晚上外面气温常常低得让人无法忍受,哨兵一刻不离身,这种状态令他极为烦恼。许多人认为他是在故意制造麻烦,因此他时常遭到批评。后来,他被调往北京的战犯管理所,那里上厕所时不再有那么多人盯着,他才稍微松了一口气。 在北京的管理所,廖耀湘的生活条件有了显著改善。他最大的感受是,自己比以前自由了,甚至能要求购买自己喜欢的书籍,享受着书籍带来的精神慰藉。虽然这些看似是很小的变化,但对于一个曾经习惯了权力和荣誉的军人来说,这些自由也许就是他在新环境中所能拥有的最大安慰。尽管如此,很多人却调侃他一本正经,认为他已完全迷失在知识的世界里,仿佛不再是那个曾在战场上风光一时的将领。
然而,即使在管理所的生活不尽如人意,廖耀湘依然没有被遗忘。1951年,解放军军事学院正式成立,刘伯承被任命为院长。由于教员的缺乏,刘伯承决定从国民党军官中挑选一些有潜力的人来担任讲师,廖耀湘便成了他第一个想到的人选。作为抗日名将,廖耀湘曾为中华民族的胜利立下赫赫战功,刘伯承相信,他的经验和能力可以为学员们带来深刻的影响。 然而,当时的学员们并不接受国民党军官讲课的安排。听说廖耀湘会来授课,很多人心里都充满了排斥与不满。为此,刘伯承耐心地用毛主席的话教育大家,革命的道路上没有先后之分,大家要抛开成见,尊重曾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。
廖耀湘得知自己被安排去讲课时,也感到极大的不安。毕竟,他曾是战犯,如何能够站在讲台上对学生讲述战斗与战争?但在组织的安排下,他还是决定尝试。来到军事学院后,他见到了刘伯承,依然感到有些拘谨。刘伯承对他说:“你讲课的内容我已经安排好了,不必太担心。”廖耀湘开始时非常紧张,但在逐渐适应后,他进入了状态,最终,课程结束时,学生们为他鼓掌,掌声雷动。刘伯承也对他表示赞赏。正是在这一过程中,廖耀湘对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,他的心态开始发生变化。 1961年,廖耀湘作为第三批经过改造的战犯,终于被特赦释放。出狱后的他,陷入了深深的迷茫,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。周恩来总理看到了他的困惑,温和地对他说:“你有丰富的军政经验,又通晓古文,完全可以在政协工作,搞一些文史编辑工作,这正好适合你。”在周总理的指点下,廖耀湘被任命为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专员。
虽然廖耀湘的妻儿都在美国,但他却坚定地选择留在了大陆,继续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。1968年12月2日,廖耀湘因突发心脏病去世,享年62岁。1980年5月,廖耀湘的骨灰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,国家公开肯定了他在抗战时期的历史功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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