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8年3月，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与与会者讨论了多个重要议题，其中一项便是要“出版理论刊物”。毛主席语重心长地提到：“我们党的干部怕教授，进城以来相当怕，不是藐视他们，而是有无穷的恐惧。看人家一大堆学问，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。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，不怕帝国主义，而怕教授，这也是怪事。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制度、‘谢主隆恩’的残余。我看再不能忍受了。当然不是明天就去打他们一顿，而是要接近他们，教育他们，交朋友。”这一番话，折射出当时党内干部对知识精英的复杂心态，也为日后《红旗》杂志的创办提供了理论依据。
{jz:field.toptypename/}展开剩余67%进入1978年，胡福明在《光明日报》上发表了一篇题为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》的文章，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讨论。各大报纸和杂志纷纷参与其中，表达各自的观点。然而，《红旗》杂志却始终保持沉默，未能及时发声。这一沉默无疑令社会各界失望，尤其是在“真理标准”问题讨论的关键时期，《红旗》作为党内的重要宣传平台，理应有所回应，但它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。 当时，其他媒体如《人民日报》和《解放军报》都旗帜鲜明地支持了“真理标准”，并通过连续多期的专题报道，展现了它们的立场。而《红旗》则始终未能表明态度，导致其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影响力。党内和读者们纷纷致信《红旗》编辑部，要求刊发关于“思想路线”的讨论文章，可是《红旗》却始终未予回应，导致其公信力和影响力逐渐下降。 1978年9月，《红旗》在临近毛主席逝世两周年的时刻，决定向老革命家谭震林请写一篇悼念文章。谭震林答应了，并在文稿中多次提到了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。但当总编辑熊复看到这篇文章时，却感到十分犹豫。他认为这篇文章不适合发表，并要求谭震林修改其中的相关内容。但谭震林是出了名的倔强，他坚持自己的观点，最终决定将此事交由中央决定。邓小平得知后，迅速批示：“我看这篇文章很好，没有错误。如《红旗》不愿登，可以让《人民日报》登。为什么《红旗》不愿登呢？不想卷入？应该卷入！任何杂志都可以发不同的观点。” 这一批示引发了中央领导层的广泛关注。华国锋、叶剑英、李先念等领导纷纷表态，认为《红旗》如果不卷入，实际上就是一种表态。而熊复最终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开始支持“真理标准”，但这一转变来的太晚，已经错失了最为关键的时机。 1987年12月6日，中央发布文件，决定停刊《红旗》杂志，并撤销该杂志社。尽管停刊的具体时间未定，但这一消息已经引发了不少人的惋惜。此后，《红旗》是否要进行整改或改名等问题，经过多次讨论，最终确定《红旗》杂志将在1988年6月停刊。 1988年6月16日，《红旗》杂志出版了最后一期，宣布《红旗》将在6月底停刊，并且《求是》杂志将于7月1日创刊。这本曾代表一个时代的杂志，就此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。